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经济增长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1],是集高效率增长、有效供给性增长、中高端结构增长、绿色增长、可持续增长、和谐增长于一体的发展,体现了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2]。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本质是维持和提高土地利用现状功能[3],其利用程度直接关系到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4]。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中国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各个领域对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加,土地资源消耗的总量与速率不断提高,因此,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了提高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定量分析土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可以为科学制定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政策、方针提供参考。
从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着眼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及驱动因素[5]、空间集聚效应[6]、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等[7-8]方面,研究尺度多集中于城市群、省际和中心城市。关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集约利用内涵、理论与方法研究[9-10]、土地利用效率评价[11-12]、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定量评价与时空特征分析等[3-4]方面。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市化和土地利用的耦合机制研究较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研究内容,包括从时空角度研究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的耦合关系等[13-15]。评价目标主要为提高城市化和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②研究方法,主要运用熵值法、因子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数据包络(DEA)模型等方法。例如王雨竹等[16]运用均方差权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性。梁丽英等[17]运用熵值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土地经济效益和城市化的空间分布和集聚效应进行分析。纵观以上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已有研究取得了显著性成果,但对于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协调发展研究尚起初步,相关文献较少,也未引入实证研究,因此,以二者的相互关系和互馈机制为基础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尤为重要。
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旨在描述系统间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程度[18],现已广泛应用于生态[19]、农业[20]、经济等[21]领域,可为探究广西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互动关系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西),地处中国南疆(20°54′—26°24′N,104°26′—112°04′E),包含14个地级市、7个县级市,土地总面积约2.38×105 km2。毗邻广东、湖南、云南、贵州,南邻北部湾并与海南隔海相望,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海陆相连的省份,在推进“一带一路”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地位和独特作用日益凸显。境内以山地丘陵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喀斯特地貌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37.8%,分布较为广泛,土地利用具有一定程度的困难性。随着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稳步推进,截止2018年末,全区常住人口4.93×107人,城镇化率达50.22%,地区生产总值2.04×1012元,在全国排名第18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 m2,有效灌溉用地面积35.30%,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0.0%。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以广西全区及其所辖的14个地级市(全市范围)为研究对象,基于2009—2018年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其中,时间序列分析以2009—2018年为研究时段;基于评价时段的中心对称原则,空间格局演变以2009,2012,2015,2018年为评价时点年份,所需数据均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等,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相邻年份加权平均数进行调整补充。
2.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两个不同且具有密切联系的复杂系统,因此,在选取高质量发展指标时既要体现区域发展质量水平,也要有所倾向于与土地利用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时也是如此。同时,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尽可能反映广西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特有的内涵和机制的原则(见表 1)。
已有研究成果中关于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指标较多涵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方面[22-23],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广西发展特色,构建包含经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6个方面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衡量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体现,因此以人均GDP、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评价;考虑到数据获取的困难性,以科技和教育支出占GDP比重、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每万人国内3种专利授权数衡量创新发展水平;协调发展主要关注区域协调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因此选取城镇化率、城镇登记失业率、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来表示;绿色发展主要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以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来衡量;开放发展主要考察区域对外开放水平和程度,因此选取货物进出口总额、入境国际旅游者人数、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3个指标来衡量;共享发展强调区域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本文从每万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每万人医生数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进行测度。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最终目标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故基于“经济—社会—生态”角度,构建包括土地社会环境、土地经济效益、土地生态保障三要素的准则层,选取15个指标表征广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以此体现三者之间的互动制约关系。其中:土地经济效益是单位土地投入产出最直观的价值呈现,除了地均工业总产值、地均GDP、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粮食产量以外,考虑到广西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所处的地位,选取地均外商投资额来表示;土地社会环境反映土地利用是否满足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和需要,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数、建成区面积占比、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人口密度、地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5个指标来衡量;土地生态保障可以反映不同土地利用方式所产生的生态价值,并强调尽量减少环境破坏和损耗,以人均水资源总量、森林覆盖率、化肥使用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污水处理率来衡量。
2.3 指标标准化处理由于两系统间的计量单位和量纲级别不同,为提高指标间的可比性,取得令人满意的评价结果,需对指标进行无纲量化处理,设有m项指标,即X1,X2,…,Xm代表高质量发展水平,n项指标,Y1,Y2,…,Yn代表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正向指标采用公式(1),相反,负向指标采用公式(2)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24]:
$ 正向指标:X{'_{ij}} = \frac{{{X_{ij}} - \min \left( {{X_{ij}}} \right)}}{{\max \left( {{X_{ij}}} \right) - \min \left( {{X_{ij}}} \right)}} $ | (1) |
$ 负向指标:X{'_{ij}} = \frac{{\max \left( {{X_{ij}}} \right) - \left( {{X_{ij}}} \right)}}{{\max \left( {{X_{ij}}} \right) - \min \left( {{X_{ij}}} \right)}} $ | (2) |
根据标准化后的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权重aj后(表 1),结合TOPSIS法分别构建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数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数函数,公式为[25]:
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的加权矩阵R:
$ R = {\left( {{r_{ij}}} \right)_{n \times m}} $ | (3) |
$ {r_{ij}} = {a_j} \times {X_{ij}} $ | (4) |
最优方案Qj+和最劣方案Qj-:
$ Q_j^ + = \left( {\max {r_{i1}}, \max {r_{i2}}, \cdots , \max {r_{im}}} \right) $ | (5) |
$ Q_j^ - = \left( {\min {r_{i1}}, \min {r_{i2}}, \cdots , \min {r_{im}}} \right) $ | (6) |
欧氏距离di+,di-:
$ d_i^ + = \sqrt {\sum\limits_{j = 1}^m {{{\left( {Q_{j = 1}^ + - {r_{ij}}} \right)}^2}} } $ | (7) |
$ d_i^ - = \sqrt {\sum\limits_{j = 1}^m {{{\left( {Q_{j = 1}^ - - {r_{ij}}} \right)}^2}} } $ | (8) |
相对接近度Ci:
$ {C_i} = \frac{{d_i^ - }}{{d_i^ + + d_i^ - }} $ | (9) |
式中:0 < Ci < 1,Ci越大,表明研究对象i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或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2.5 评价模型构建 2.5.1 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用以衡量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彼此作用影响的程度,由于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两个相互独立且彼此作用的系统,因此可以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耦合演变态势,公式如下[26]:
$ C = \left( {U_x^k \times U_y^k} \right)/{\left( {{U_x} \times {U_y}} \right)^{2k}} $ | (10) |
式中:Ux代表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Uy代表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C代表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系数, 取值范围为[0, 1];k为调节系数, 取值范围为[2, 8], 基于多个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研究实际, 故取k=2。
2.5.2 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耦合协调度可以有效评价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交互耦合强度,但多个地域的空间对比研究中却难以反映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故本文构建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引入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水平,公式如下[15]:
$ T = \partial {U_x} + \beta {U_y} $ | (11) |
$ D = \sqrt {C \times T} $ | (12) |
式中:D为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 取值范围为[0, 1];D值越大, 表明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的状况和水平越佳, 反之则越差。T为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评价指数, ∂和β均为待定系数, 两者相加结果为1, 由于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同等重要, 故选取∂=β=0.5。
2.6 耦合协调类型划分目前关于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耦合协调度还未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为更清晰地反映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17, 24],结合广西实际情况,确定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划分标准(表 2)。
采用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 's I)分析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度的空间集聚或离散情况,以此分析各市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异质性,公式如下[27]:
$ I = \frac{{n\sum\nolimits_i {\sum\nolimits_j {{W_{ij}}\left( {{X_i} - {X_o}} \right)} } }}{{\left( {\sum\nolimits_i {\sum\nolimits_j {{W_{ij}}} } } \right)\sum\nolimits_i {{{\left( {{X_i} - {X_o}} \right)}^2}} }} $ | (13) |
式中:I为莫兰指数, 取值[-1, 1], 若I接近-1, 表明协调发展度系数相异, 区域整体趋于离散状态; 若I接近1, 表明协调发展度系数相似, 区域整体趋于集聚状态; 若I接近0, 表明临近地区的协调发展度系数无明显相关性, 区域整体趋于随机分布状态。n为样本总数; Wij为空间权重; Xi为样本i的属性, i≠j, Xo为样本i的平均值。
对于莫兰指数,可通过Z(I)来检验:
$ Z\left( I \right) = \frac{{I - E\left( I \right)}}{{\sqrt {{\rm{var}}\left( I \right)} }} $ | (14) |
式中:Z(I)能够判断莫兰指数的显著性, E(I)是指数的期望值, var(I)是指数的方差。p=0.05显著性水平, Z=1.96, 表示Z≥1.96或Z≤-1.96则通过显著性检验。
3 结果与分析 3.1 时间序列分析收集2009—2018年相关评价指标数据,由公式(1)—(9)得到广西2009—2018年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结果(表 3,图 1),并根据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公式(10)—(12)分别计算耦合度、协调发展度并绘制图表(表 3,图 2),以直观呈现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关系在时间上的变化过程。
结合表 3和图 1可发现,2009—2018年广西高质量发展水平在2011年略微下降和在2017年出现猛增趋势外,大致保持上升趋势,高质量发展工作有所成效。2009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实现区域互动、协调发展,广西积极实施“两区一带”的区域发展总体布局。2010年12月,广西出台《关于加快我区城镇化跨越发展的决定》文件,力争到2015年将城镇化水平力提高到50%。2014年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推动经济增效升级。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新概念后,广西不断抓住机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质量。以上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加快了广西高质量发展的速度,提升了高质量发展水平。从具体指标来看,2011年广西货入境国际旅游人数和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个数下降幅度较大,且当年对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投入力度不足,由此拉低了高质量发展综合得分。
3.1.2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结合表 3和图 1可知,2009—2018年广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呈两次波动上升趋势。第一次波动是2010年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开始上升,广西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推动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模式,土地利用生态质量上升一个台阶。第二次波动是2015年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水平出现骤增,主要得益于土地经济效益的提高,提升幅度最大的为地均工业总产值(9.43×106元/km2),增幅高达297.99%,在此期间生态文明制度的建设也逐渐完善,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也缓慢提升。2016年后广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回归稳定发展状态。
总的来看,广西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均取值在0.30~0.70之间,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纵观研究数据可知,广西高质量发展水平在2017年后迅速提升,其发展速度超越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速度,说明广西在推进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同时,还应优化各类用地布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
3.1.3 耦合协调度从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度(图 1)来看,取值范围均稳定在0.9以上,表明两系统耦合协调状态良好,影响程度较高。协调发展度(表 3,图 2)由2009年的0.564 3提升到2018年的0.807 1,增速较平稳,没有明显的波动。从协调状态来看,协调发展类型大致经历了“勉强协调(2009年)、初级协调(2010—2014年)、中级协调(2015—2016年)、良好协调(2017—2018年)”4个层次,从协调阶段来看,2009—2016年处于过渡发展阶段。虽然在此期间耦合协调度较高,但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数均值分别为0.424 5,0.473 2,仍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后逐步由过渡发展阶段跻身协调发展阶段,表明两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趋势,协调关系不断优化。具体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图 2)。
(1) 过渡发展阶段(2009—2016年)。耦合协调度D值不断提高,由2009年的0.564 3增长到2014年的0.693 5,同时协调状态由勉强协调(2009年)转变为初级协调(2010—2014年),最终升级为中级协调(2015—2016年)。在此期间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均有提高,政府较为重视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发展,出台了一系列土地利用相关政策以及提出了诸多环境综合治理措施,土地利用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与高质量发展相互影响、共同促进。
(2) 协调发展阶段(2017—2018年)。耦合协调度D值持续升高,协调状态由中级协调转为良好协调,表明两系统间的相互关联度较高。观察研究数据可发现,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水平在这一阶段内已达到较高的协调发展水平。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后,广西积极优化用地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将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相结合,使两者关系更为密切和协调。
3.2 空间演变分析以2009,2012,2015,2018年为研究截面,计算广西各市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数(图 3—4)。由于广西各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略高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因此等级划分标准略有不同。结合ArcGIS软件,采用自然间断点法,将高质量发展划分5个等级,即高水平区(0.6,1],较高水平区(0.4,0.6],中水平区(0.3, 0.4],较低水平区(0.2, 0.3],低水平区[0, 0.2](图 5);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划分为优质区(0.6,1],中等区(0.4,0.6],较差区[0.4,0.2),恶劣区[0,0.2]4个等级(图 6),最后进行耦合协调性分析。
结合图 3和图 5可知,2009—2018年广西各市高质量发展速度不尽相同,高质量发展指数在南宁市有明显的凸起,在来宾市有明显的凹陷。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大致呈现“南北高、东西低,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这与各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符。①南宁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呈明显的凸起趋势,排名遥遥领先,柳州、桂林2市紧跟其后,来宾市凹陷明显,表明其发展较落后。②从空间演变图中可看出,高质量发展水平类型先升后降,区域差异先缩小后扩大,最终保持稳定发展。其中,高水平地区在研究期间未发生变化,较高和中等水平地区变化较小,较低和低水平城市数量居多,占比高达57.14%,表明广西各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作为广西的首府,南宁市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条件、丰富的资源优势,技术、资金、人才等都走在前列;桂林市作为国际旅游胜地,积极打造全域旅游新业态,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柳州市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也是中国唯一同时拥有四大汽车集团整车生产基地的城市,因此这3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较其他市高。北海、钦州、崇左、防城港、玉林5市属于广西北部湾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发展受广西和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南宁市作为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的影响。贺州市原隶属梧州市管辖,建市较晚,所获得的投资项目不多,且由于其经济条件有限,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梧州虽为广西的东大门,与广东毗邻,发展机遇多,但其产业创新性不足,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逐渐没落。贵港市虽为内河港口城市,但其本地的企业竞争力不足,外流人口较多,高素质人才缺失。百色市地处广西的西部边缘,交通不便,缺少发展空间,无法发展大型产业。来宾市虽为“桂中腹地”,但是基础设施薄弱,教育资源短缺、创新力度不足,人力和物力等资本逐步流向两地同时,由于缺乏人口基础,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无法发展,使得发展质量整体较低。
3.2.2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由图 4可知,研究时段内广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整体逐渐提高,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数在北海市有明显的凸起,在崇左市有明显的凹陷,而在其他市较为平稳。
由图 6可知,广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多数城市未发生等级变动,发生等级变动的城市也仅涉及两种变化类型。①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优质区仅涉及北海1市(除2012年为中等区外,2009年、2012年和2018年始终为优质区),北海作为广西首座“全域旅游示范市”,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较高,使得土地经济收益也较高。②中等区主要集中南宁、桂林、柳州和钦州4市,呈现出线状分布特征,说明这些城市为了加强土地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提高对土地的投入水平,尤其是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加强对土地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建设,如4市的污水处理率均值由2009年的90.11%提高到2018年的96.19%,未来应继续挖掘城市内部存量土地,对闲置、低效用地进行排查登记。③较差区呈片状分布在广西的东西部,分别占到总体比例的50%(2009年),42.86%(2012年),42.86%(2015年),64.29%(2018年),存在连片集聚的现象,呈现出与高质量发展较低水平地区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说明广西应继续加大对东西部各市的投资力度,使土地利用可持续性呈均衡性发展格局。④恶劣区涉及河池、崇左、来宾、贺州4市,呈点状分布在中等区和较差区周围。其中,河池和崇左2市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类型在研究时段内始终未发生变化,这两市处在广西的边缘地带,石山多平地少,地势较高,主要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对当地的土地利用产生不利影响。
3.2.3 耦合协调度从空间上看(图 7),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度体现出不同的分布特征。
(1) 轻度失调型。从不同的时间点来看,2012,2015,2018年涉及地市均为零;2009年处于该类型的仅河池1市,虽然该市属于桂西资源富集区,但缺少发展空间,其丰富的资源优势并未能转为经济优势,因此发展质量整体较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偏低,区域协调发展类型排名靠后。
(2) 濒临失调型。2009年有崇左、百色、贺州、来宾、钦州5市;2012年新增河池1市,钦州市升级为勉强协调型;与2012年相比,2015年各市协调状态均未发生变化;2018年增加钦州1市,其余城市无变化。
(3) 勉强协调型。2009年为贵港、梧州、玉林3市;2012年和2015年均仅增加钦州1市,但由于其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之间的整合能力有所下降,于2018年退化为濒临失调型,其余城市无变化。
(4) 初级协调型。2009年、2015年和2018年3 a内所涉及的城市均为桂林、柳州、防城港和北海4市,2012年除柳州市升级为中级协调型外,其余城市无变动,表明柳州市耦合协调度逐步向有序方向发展。
(5) 中级协调型。除2012年增加柳州1市外,在4个时点中均仅为南宁1市,表明南宁市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匹配度较其他市高,但距离优质协调状态仍有一定差距。
从空间演变格局来看,表现为西部向东部、内陆向沿海协调度逐渐升高趋势,呈现出“南北高、东西低,东西高、中部低”的发展格局。其中,桂北和桂南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形成以“南宁、桂林、柳州”为核心并不断向四周扩散的协调发展高值区,属于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双高”型城市。桂西资源富集区经济条件欠缺,发展状态远跟不上邻近地区,协调水平整体偏低。桂中地区的来宾市地处南宁市和桂林市之间,属于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双低”型城市,未来应发展工业以增强经济发展后劲,保护好水源保护区和天然林区,构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旅游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3.2.4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性为揭示样本区域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空间分异性特征,根据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得到各市2009,2012,2015,2018年的耦合协调度系数,运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公式13)对广西壮族自治区14个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详见表 4。
结果显示,2009,2012,2015,2018年广西14个地级市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Moran's I值小于0,并接近0,表明研究期间广西14个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趋向于随机分布,没有明显的离散和集聚效应,说明各市的耦合协调度并未由于地域的空间差异而引起强烈的极化现象,其空间差异总体上相对较小。总的来看,研究区内耦合协调度为相异的随机分布,且呈波浪式发展。可能原因为:①随着《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实施,虽然各市国土空间格局得到了优化,城市间协同发展初见成效,但从整体上看,广西14个地级市并未从真正意义上发挥其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②各市自身发展的背景、条件和限制也是造成协调发展差异的原因之一。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依据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并借助ArcGIS软件,研究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耦合协调状况的时空演变格局,得出以下结论。
(1) 从时间尺度上看,2009—2018年广西高质量发展水平在2011年略微下降外,大致保持上升趋势,其中2017年出现猛增趋势;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呈两次波动上升趋势,第一次波动是2010年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指数开始上升,第二次波动是2015年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综合水平出现骤增趋势;耦合度取值范围均稳定在0.9以上,耦合协调度增速较平稳,无明显波动。
(2) 从空间尺度上看,广西各市高质量发展速度不尽相同,但空间差异明显;从分布状态来看,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区域差异表现先缩小后扩大,最终趋向于平稳发展状态,但较低和低水平城市仍占主导地位。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格局总体上相对稳定,各市等级变动较小,优质区仅为北海1市,中等区主要集中在南宁、桂林、柳州和钦州4市,较差区呈片状分布在广西的东西部,恶劣区主要分布在河池、崇左、来宾和贺州4市;协调发展度由西部向东部、内陆向沿海逐渐升高;根据全局莫兰指数可知,区域协调发展度为相异的随机分布模式,空间集聚或离散程度不明显。
4.2 建议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调发展受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为提高广西高质量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根据以上分析结果,针对不同区域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针对南宁、柳州、桂林等耦合度较高的城市,要增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力,推动区域经济高效发展;②针对北海、钦州、防城港等沿海城市,应根据《关于推进北钦防一体化和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推动形成一体化协调联动式发展空间布局,建设广西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③针对百色、崇左、河池、来宾等欠发达地区,应加快右江河谷城镇带和沿边经济带建设,通过促进江海联动发展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本文主要对广西高质量发展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综合水平、耦合度、耦合协调发展度及其空间分布格局开展研究分析,未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未来仍需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是今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所需研究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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